最近热播的扶贫题材电视剧《山海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我国30年来脱贫攻坚的艰难历程和巨大成就。电视剧播出后，好评如潮。一位网友评论说：《山海情》赢得的是观众，中国扶贫赢得的是民心。
中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那么，作为一项特殊的国家治理实践，中国的贫困治理是如何开展的？消除绝对贫困后，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我国基层社会复杂多样，当前基层社会又正处于巨变之中，如何激发基层治理的活力，实现基层的有效管理？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吕德文长期从事基层治理研究，他的新作《基层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石》（以下简称《基层中国》）结合热点事件和热点话题，深度解析基层治理问题，为关心基层之大变局，想要真正认识中国的读者以及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考角度。
扶贫先扶志聚焦人的发展
社会学者吕德文是从农村出来的“80后”青年，至今仍然每年保持长时段的驻村调研，他将研究扎根于中国大地，从制度、文化、结构等专业视角去理解中国社会的巨变，对诸多社会问题、涉农政策、基层治理都有独到见解。
《基层中国》是这些思考的汇编。全书分为7个章节——“三农”压舱石、美好生活、脱贫攻坚、基层秩序、基层减负、干部担当和治理现代化，呈现了一个相对全面的基层中国社会的面貌。虽是汇编，但自成体系，有近一半篇幅展示的是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的大变局，另一半探讨了基层自主性过窄导致的复杂样态，涵盖了他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城乡教育均等化、农村文化建设、农村消费等基层中国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通透思考。
在作者看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成就应该归功于政治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为国家减贫事业提供了制度优势的根本基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共识和意识基础，通过党的领导，可将所有资源统筹合理安排，使所有国民都能享受国家发展的成果。
但是，作者不仅总结了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尤其是党建领航的脱贫攻坚经验，更对基层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后贫困时代的治理风险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在基层调研时，作者遇到过不少事，比如一些贫困户脱贫意愿不强，把扶贫政策优惠当作应得的福利，生活中有困难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克服解决，而是伸手向地方政府要补助，甚至以扶贫任务为由要挟扶贫干部。作者认为，之所以如此，与当前基层扶贫方法偏重于强调干部的帮扶责任，忽视“扶贫先扶志”有关。“扶贫的核心本应是‘扶贫先扶志’，要充分创造条件，发动群众让其自主脱贫”。只有人们有动力去实现自我发展，社会资源才能够得到最大化利用。“产业扶贫的重点不在于项目，而在于为项目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以此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市场适应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贫困地区的道路、通信、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无比重要；针对贫困人口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保障，无比关键。有限的扶贫资源，应该用到普惠性的项目中去。”作者曾在接受采访时这么说。
作者注意到，全面脱贫后，脱贫摘帽的贫困县面临三大风险：一是地方债务风险；二是泛福利化风险；三是社会分裂的风险。稍有不慎，就可能滋生新的治理问题。“我们扶贫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通过给缺乏发展资源的一部分人提供基本的保障，让他们有能力在市场竞争里自己获取发展机会，而不是直接给他们提供不需要劳动的生活”，“如果将扶贫资金泛福利化，那么越是扶贫，贫困户就越是会出现‘懒汉’心态”。作者因此提出，要适应基层治理转型需要，谋划贫困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同时客观评估扶贫政策的科学性。
珍惜乡村的价值而不是表达负面的情绪
年少时生活在村庄，作者也曾有过吃不好、穿不暖的经历。但村落生活经验让他很容易习得“乡土中国”的理论内涵，读博期间，他甚至把家乡当作研究对象，写了一本书。直至今天，他的很多学术灵感依然来自“返乡”体验。“人生经历是典型的历史视角，身体化了的关系、情感、价值和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底色。有的人生经历，可以直接转化为学术上的问题意识。”他说。他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转化为一般意义上的经验，并与调研经验相融合，抵达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过程，农村的人、财、物都往城市聚集。很多返乡记通过极端案例描绘农村的“礼崩乐坏”，痛心于农村的凋敝与活力不再，但作者不客气地指出，仅仅表达乡愁情怀是不够的，还需要准确认识当前农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地位，我们今天能一边在城市享受现代生活，一边痛心于农村的凋敝、醉心于乡愁的美好，恰恰得益于城市化的顺利推进。
在作者看来，一方面，从农民生活的角度看，当前的中国农村或许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国家经过多年的努力，农村的基础设施大大改观，农民的社会保障已经实现全覆盖，国家涉农资金投入年年增加，农民的物质生活已较丰富，农村必将是一个生活宜居之地。
另一方面，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中国城市化率为60%左右，这意味着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将维持较高的城市化速度，农村仍然是城市人、财、物的战略支撑。富有弹性的城乡二元体制是“三农”压舱石的制度基础，它既保证了农民的进城权，也保留农民的返乡权，故城乡二元体制只能完善，不能消除，在保持二元结构特征的基础上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让“三农”压舱石更为牢靠，才能在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时进退自如。
作者强调，乡村这个压舱石和稳定器不单单是指吸纳人口和保证粮食安全，乡村文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层面。返乡潮表明，乡村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乡村在现代生活中有重要的意义。守住乡村文化根脉，某种意义上就是守住了中华文化的底色，整个社会也会比较稳定。
当然，在肯定乡村价值的同时，作者并未忽视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民幸福生活的种种因素，如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资源的不足；农村赌博现象和非法宗教活动的存在，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与公共文化供给之间存在的较大差距；在一些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大操大办之风盛行，人情异化日趋严重，人情往来变成负担……针对这些问题，作者认为可从推动城乡教育均等化，通过乡风文明建设安顿好农民的精神生活，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等方面着手，塑造新时代农村新风貌。总之，我们既要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兴、乡村衰”的老路，也不能简单、机械地推进城乡一体化，而要走出一条城市和农村融合发展、携手并进、互利共赢、共享成果的新路。“我们希望农村不凋敝，让乡村更美丽；同时也希望提高城市化质量，让更多人可以在城市扎根”，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届时，乡村也将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新时代的中国农村充满希望。
基层兴则国兴赋权、下沉、增效成改革共识
基层治理包括县乡村三级治理，与国家治理、地方治理构成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即治国理政，地方治理是省市层级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既要落实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的任务，又有其自身复杂多样的治理生态。基层兴则国兴。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既是顶层设计推动的结果，更是基层社会内在动力的变迁结果。基层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深受影响，新型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基层治理任务陡然加大。在基层做调研时，作者看到了一些不合理、不科学、不公正的现象，他努力去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内在机理，以其对农村经验的敏感，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批评”。在书中，他聚焦当前基层治理中“折腾式治理”“打乱仗”“痕迹主义”“以会议落实会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弊病，探索基层治理之策。
不少地方基层负担重，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绩效和干部担当作为。上级指示一件接着一件，基层没有自主计划安排工作的空间，大都陷入凌乱无秩序的“打乱仗”状态，基层干部普遍感觉负担重、疲惫不堪，吃力不讨好。作者指出，基层“打乱仗”的最大制度根源是基层治理结构异化。概而言之就是，基层出现了“业务部门督查化、乡镇政府背锅化、村级治理行政化”的现象，基层自主性几乎丧失殆尽。“一个普遍的趋势是，避责和不出事越来越主导了基层工作。基层越来越不敢提创新，也不敢有所作为，因为做事越多，出问题越多，也越容易被问责”，“基层已经成了一个机械的政策执行者，上面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上面没叫做的，坚决不做”。
“痕迹主义”也让基层大受其扰，苦不堪言。痕迹管理本是科学管理的一个技术方法，指通过工作记录，为复原工作活动提供可能，常见的会议记录、档案资料都是痕迹管理的表现。但近年基层兴起的痕迹管理已远远超出合理的工作需求，变成了教条，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作者感叹道：“事事都有台账，一丁点小事都要把材料整理得厚厚的。”
当前种种基层治理之痛，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主义制造的负担，而形式主义的根源，在于官僚主义作风。如何确保国家（省市）大一统的政策、体制、制度与复杂多样的基层治理生态之间的有效对接？如何激发基层治理的活力，实现基层的有效治理？这些问题引发了许多学者思考。在《基层中国》一书序言中，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华指出，基层治理要有活力，关键要给予基层治理以自主空间，当前中央一些地方政策刚性太强，导致基层治理的自主空间过窄，需要适度放宽。
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要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吕德文表示，重塑基层治理，让基层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石，是一项急迫的任务。今天的基层治理，正在经历一个堪称治理迭代的过程，这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重新认识我国传统的治理资源、重塑基层秩序的机会。当前，赋权、下沉、增效已成为推进基层治理改革的共识。在制度和机制上加强地方的自主性，赋予基层自主空间，构建合理的基层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如此或能有效应对基层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