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举办了“民族志：理论与范式专题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6位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关于这次会议的背景与主旨，《民族研究》编辑部在《邀请函》中说“1984年4月16口至4月20日，美国10名中青年学者举办了一个题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The Making of Ethnographic Texts）的学术研讨会，会议文章最后汇编成书，于1986年公开出版，这就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写文化》问世前后，西方人类学界出版了一批不同类型的实验民族志作品。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自20世纪80年代学科重建以来，也通过‘海外民族志’、‘村民日志’、‘常人民族志’、‘主体民族志’等不同形式，从理论反思与田野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了新的探索。这是中国学者对拥有后现代人类学的反思视角之后如何书写民族志提出的诸多思考与建构。本着反思、总结、探索和创新的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拟举办一次小型专题学术研讨会，邀请十余位国内相关研究著名学者在反思民族志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以自己的田野经验为依托，围绕民族志书写的理论与范式展开一次集中的讨论与对话，以期促进新型民族志的研究与实践。”
我系朱炳祥教授在会上发表了《论“主体民族志”》的报告，这是他在《民族研究》发表的三篇理论探索文章的综合，这三篇文章是《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再论“主体民族志”：民族志范式的转换及其自明性基础的探求》（《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和《三论“主体民族志”：走出“表述的危机”》（《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自1999年底以来，朱炳祥教授在周城做了600多天的田野工作，积累了900多万字的田野录音材料，他一直在思考能够创构一种新的民族志形态以便走出后现代的表述危机困境。几年前，他提出构建一种“主体民族志”，并准备在《对蹠人》这个总标题下撰写系列“主体民族志”著作。区别于经典民族志和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他所说的“主体”是指三种不同的主体：“第一主体”为当地人，“第二主体”为民族志学者，“第三主体”为读者。“第三主体”从表面上看并不参与民族志的创造，但却是一种“隐性的主体”，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规范无时不刻不在场。关于这种新的民族志形态的认识论基础，他提出“互镜”的新概念，即在民族志实践过程中，多重主体与多重客体形成相互映照的复杂关系，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唯一的客体”作为认识的支点。关于表述方式，他区别了“存在者”与“存在”的不同，认为传统民族志的“参与观察”与“访谈”得到的只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只有“存在”才是本源性东西。为此，他提出“裸呈”的概念，即对人与文化的“存在”进行直接的呈现。这种“裸呈”需要将“志什么”（属于对象论）、“怎么志”（属于知识论与方法论）和“为什么志”（属于目的论）三个方面融为一体。朱炳祥认为“主体民族志”是一种目的论的民族志形态，因为在当前人类世界性的整体危机中，关注研究目的远比提供知识更为重要，民族志应该由“关于知识”以及“关于知识的知识”的追求转向对主体创构模型、对人类终极前途的关怀的追求，“描述”与“反思”虽然需要，但只能服从于创造。同时，朱老师还认为民族志主体应该具有自律性，不自立权威，不追求不朽，各种民族志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可以同时并存，任何民族志都只是偶然的产物。如果一定要说权力是无所不在的，那么主体民族志所需要的则是“揭露一切有限权力的有限性，以便让自己能够从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权力。朱老师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探讨。
附：参加学者合影
（余园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