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下午，应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邀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张静教授在我系社工实验室做了一场题为“为什么社会情绪越来越政治化”的学术讲座，讲座由系主任林曾教授主持。
张静教授从提出“社会情绪越来越政治化”这个现象出发，结合解释该现象的若干理论和历史制度结构的变迁提出了个体与公共组织关系弱化的理论解释，最后对于该现象进行了解释总结，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她首先呈现了近些年出现的社会情绪逐渐政治化的普遍现象。对此，她列举了三种解释：经济理论解释即收入存在较大差异、地位不平等、社会结构固化。这几种解释共享一个逻辑：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和社会不满存在直接关系。由此张教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这三种理论是不能直接解释社会不满转化为政治不满这样一种现象的，因为还有一些中间性的因素没有呈现出来，收入和地位在任何国家和社会以及任何时代都会存在不平等，但不是所有社会都存在对公共机构的极大不满。
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大的不满？其实不是所有不满都会转化为政治不满。张静教授强调这超越了经济学的解释，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关系的变化，具体而言，是基层个体和公共体系关系的改变，这些变化使得协调利益不平衡作用的消失，从而导致一些社会情绪转化为政治不满。张教授认为用个体和公共机构关系的视角看待这种现象很重要。因为这一视角重视了社会成员的组织关系，特别是它们是与正式体制连接的通道，而且该视角将转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差别和历史结构变化联系起来，并假定社会经济差别和政治不满之间存在转换机制。
接下来，张静教授回顾了建国前、建国后以及当前的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建国前，实行国家和士绅两个领域管理。建国后，民众有自己所属的组织，各级各类组织是政府在基层的代理，承担上级的责任。个体所属的组织是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中介，政府是决策者，公共组织是执行者。个体与这些公共组织连接方式的特性表现在个体连接公共组织的单一性、政府责任的间接性、辖区的分割性。所以公众与政府的连接很少，也没必要，政府是通过单位治理社会，单位起着平衡利益的作用；如果没有单位，就不能发挥这种作用。但这样的社会结构存在局限性：政府没有承担直接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没有担负整体性地响应公众需求的义务。
张教授谈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起到一个组织代表、协调矛盾的作用，而现在消失了，在一个分割的社会阶层里面对公共关系进行改造，组织化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个体与公共组织之间制度化的连接已经中断，这和两个事实有关，即劳动力的频繁流动和单位角色的不断收缩。单位在全社会的政治功能弱化，连接个体和政府的中介缺失；连接、协调、代表作用因为单位角色的收缩而开始弱化。张教授认为，其实收入和地位的差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失了个体与公共组织之间的调节机制，利益调节沟通的结构被阻塞。这样，个人的不满就开始激化，转化为对于政治的不满。因此建立调节机制，公共组织回应公众需求是非常必要的。接下来后，张教授就讲座主题进行了知识和社会政策上的总结，他认为社会成员在公共组织化的体系中具有的位置比较重要，应该看到单位制的作用，让公共组织发挥勾连、协调、代表的功能。
最后，张静教授就在座学生提出的有关农民政治不满较弱、城市居民政治不满较高与网络关系、民众自组织化能力与政府全能主义、学生政治不满较高、国外先进经验借鉴、二元结构破解等问题给予精彩的解答。
张静教授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社会转型与变迁。张静教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主要著作为《法团主义》、《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分别荣获北京大学第七届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安利鹏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