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速递:2024年第三季度社会学院师生发表科研成果一览

作者: 文章来源: 点击次数:更新时间:2025-01-08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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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1. 伍麟:《风险化解与社会信任:群体风险的社会机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摘要:现代社会人际交往日益复杂,经济交易愈发频繁,利益冲突更加显著,风险在表现方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在人们追求确定性、安全感和必然性的同时,风险经常突破种种现有的认识和管控框架,而且有些风险难以预测、后果严重、代价巨大,风险解释和问责变得日益复杂和困难。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内在于社会活动中增长的风险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力求探索和把握现代性、风险和信任之间的关系。信任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精神资源,也是构成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之一,在风险信息、风险沟通及风险干预等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高水平的信任能够合理应对风险信息,凝聚社会团结因素,降低活动成本与资源损耗,提升社会运行效率;能够有效促进风险沟通,推进社会开放与多元包容,消释社会排斥与冷漠,推动经济稳定与增长发展;能够助推实现风险干预,不仅从物质层面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互动,而且在精神层面强化社会成员信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意识,遵守契约精神的行为习惯。从而培育人们普遍的生活幸福感,推进整个社会的全面文明进步。

著作链接:见《新外大街拾玖号》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TM3NDc5MA==&mid=2650605725&idx=1&sn=a38b5322fd2774125215fb67f3c5726c&chksm=82d5eb3242fde766df5aa0bb1342b47da3b6e0a2a406fb0ba9e2ae85180baf8a9cce768038e6&mpshare=1&scene=23&srcid=1231BA2I0PZ6pEfI6zD4rP2O&sharer_shareinfo=bc4c06d9feaee2c7d836fc2838ef9f18&sharer_shareinfo_first=bc4c06d9feaee2c7d836fc2838ef9f18#rd


2.杨华:《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当代中国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摘要:本书是一部关于县域教育的田野调查力作。作者依托从调研中获得的一线案例,以整体视野展现了当下中国县域教育的现状:从宏观层面的县域教育治理的制度与政策、县域教育体系的构成与运行,到微观层面的家校关系与学校管理、教师流动与学生成长等。作者重点从学理上深入剖析了县中衰弱的根本原因,并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县中振兴的独到方案,回应了县域教育为谁发展、如何发展这一重要问题。

本书语言平实、贴近读者,案例典型、发人深省,分析到位、切中要害。教育公平、高考制度、“双减”政策、校园霸凌、青少年抑郁等牵动亿万人心的焦点话题,书中均有涉及并予以深度讨论,其中不乏充满勇气的见解和分析。作者对县乡孩子命运的牵挂让人动容,对教育均衡化发展的思考令人赞佩。

著作链接:见《华章同人》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0NDg3Mg==&mid=2650207244&idx=1&sn=61453a2982b611ca9d169b960f718c24&chksm=bf8f444a44ade4363bd1db192c1269b4807ef87d279bfd957a780ed41fba5ab7833ff26a40fa&mpshare=1&scene=23&srcid=0103KeZ1fG460FsAUDrV19z5&sharer_shareinfo=402bd66ef3ce1c425adff0cd7cdc994a&sharer_shareinfo_first=02b5a7c08fbac9254d53d39f5883a510#rd


3. 慈勤英:《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2024年8月正式出版。

摘要:本书系慈勤英教授2013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3JZD020)的结项书稿。

本书从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出发,由“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分析篇”、“社会救助专题研究分析篇”、“社会救助比较研究分析篇”、“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政策建议篇”五个部分组成,分城乡、分地域全面分析了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实施、救助对象的构成以及制度评价和满意度;研究教育救助、医疗救助、“救急难”等专项救助的实施以及受助者就业逻辑,探究社会救助下的福利依赖问题;围绕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目标定位、法治建设、过程管理、评估体系等,深入研究和分析社会救助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回应新时代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优化与改革创新。


3.杨华:《大国县治》 ,东方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摘要:县乡“责权利”不匹配为何发生?如何避免好政策“一地鸡毛”?基层工作如何考核?如何激励基层干部?公务员、事业编有何具体区别?基层干部如何实现晋升与流动?本书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县域治理中的人(基层领导干部)、财、物、权、事、政策、体制和机制进行了多方位的勾勒和把握。对我国县域治理中通过具体的机制创新来充分利用体制资源、发挥体制优势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县域责权构成以及基层干部晋升流动的逻辑进行了扎实深入的梳理,更对基层治理事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书中既有细致的经验描述和生动的故事叙述,又有理性的理论分析和机理阐释。

著作链接:见《东方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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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崔应令、徐嘉鸿主编:《第三叙事:“主体民族志”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摘要:本书结集了对主体民族志进行分析与解读、批评与定位、回应与拓展的部分文章,从“作为本体论的‘第三叙事’”这一视角出发,以“第三主体”的实践参与理念,分析主体民族志关于对象论、认识论、方法论、目的论、叙事论等方面的新的表述,站在人类学整体进展之视角关照主体民族志的贡献与缺撼,并将主体民族志放在国内外民族志发展历程中进行学术定位,同时在对主体民族志的批评性回应中拓展“非线性传承”等新的学术理念。本书实践了主体民族志关于“三重主体”中“第三主体”(读者、评论者)真正参与的学术理念,为深入讨论与批评主体民族志提供多维视角的叙事,力求实现“对蹠人”创新性探索路径的延伸。

著作链接:见《豆瓣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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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1.夏柱智、焦长权:《迈向共同富裕:农民工流动的社会效应及其体制经验》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农民工在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农民工仍然是一个具有鲜明身份与职业特征的过渡性阶层,难以融入大中城市。因此,他们选择就近县域城镇化,落脚县城是普遍选择。在县域社会的场域中,农民工流动发挥了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效应。首先是农民工的务工收入不断增长,带动农民生计模式转型;其次是农民工社会地位上升,构成了县域中间阶层的主体;最后,农民工可进可退的流动方式,构建了特色的渐进城镇化秩序。这些社会效应的形成和国家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有关。国家不断完善农民工流动体制,形成了生计稳定取向与普惠发展取向的两类政策体系,其核心理念是让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迈向城乡共同富裕。

全文链接:见《武大文科学报》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MxOTE2Mg==&mid=2652256818&idx=1&sn=c3bb2a1289f29533689dbf435833629f&chksm=81437ce2c1745088e8fb31c8969c551d0efe07e7aa8bf2e67313c22e7c5aaf6329191812ee1c&mpshare=1&scene=23&srcid=01030mtPp73uSNBnL0iLVOXC&sharer_shareinfo=a2d55a6d8d46623afc1b3e4f9835b733&sharer_shareinfo_first=a2d55a6d8d46623afc1b3e4f9835b733#rd


2.吕德文、陈瑞燕:《服务型治理:转型期村级治理的范式转变与实践图景》 ,《江淮论坛》2024年第4期。

摘要:21世纪以来我国村级治理逐渐朝着服务型治理范式转型。服务型治理在实践上表现为村级治理事务以公共服务为主导,服务型村级组织建立以及柔性化治理方式的形成,其运行结构体现为资源供给上的国家支持、组织职能上的科层分工、法理型权威的权力运行。服务型治理推进了现代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有序落地,但是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服务泛化、治理低效等意外后果。继续推进服务型村级治理的构建与完善,依然要坚持群众路线,建立集约、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全文链接:见《江淮论坛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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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燕舞:《乡村治理:一个中国农村社会学的标识性概念》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摘要:提炼标识性概念是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之一。从“问题”出发,以“乡村治理”概念发展的历史脉络为“经”进行铺陈,以“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办”为“纬”进行提炼,研究发现,“乡村治理”是中国农村社会学界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界在立足中国实际和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长期探索过程中构建的一个标识性概念。中国学术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是一套持续探索构建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并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知识体系。它本质上并非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作为一个概念集合而存在。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乡村治理均指涉“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具体概念范畴。在研究传统中,作为“物”意义上的乡村治理具有丰富内涵。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从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则充分彰显了“物”与“词”的转换和并存的特点。进入新时代以来,美好社会建设中的乡村治理则深刻地体现了“词物一体”,它不仅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界共享的知识范式,而且也成为党和国家正式文件中规范的通用政策语言。

全文链接: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c0NTA5Ng==&mid=2650401274&idx=1&sn=97028552a22053c64d96b168614a1f2c&chksm=89aceebe58918f8de4304812a3771d9c4f1e8d002c79c9383e9c9b4248d82b9e6aef925fa13e&mpshare=1&scene=23&srcid=0102TfRzVktzb2yoLVy5Glvh&sharer_shareinfo=9438d907ada0b5bc7c51e0a859b696fc&sharer_shareinfo_first=9438d907ada0b5bc7c51e0a859b696fc#rd


4.伍麟、朱搏雨:《希望的“云”田野:新农人数字劳动的过程分析》 ,《云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摘要:新农人数字劳动通常围绕农业生产、劳作技能、乡土人情等优势展开,具体鲜活地展现乡土社会的田园风光和地方话语。基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在“情感—活动—效应”的分析框架下,阐释论证新农人数字劳动的情感基础、丰富路径和外溢效应:新农人数字劳动依托“劳有所愿”的情感基础,夯实个体与乡村社会的再联结,重回乡土的生计策略,反映新农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景期望;利用“劳有所创”的丰富路径,依附田园之上的传统农业劳作数字化转型,加上适应市场竞争的创业行为,焕发出乡村数字经济的现代化活力;通过“劳有所得”的外溢效应,复苏乡村熟人社会的公共生活,优化改善个人的生活机遇,探索享受数字红利的乡村通道。这些优势表明,数字劳动为现代化进程中村庄转型和农民身份再造探索了一条可行之路。

全文链接:见《云南社会科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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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纪芳:《治权分配:村组关系的类型化实践与村级治理塑造机制》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摘要:村组关系作为村庄治理的基础性环节,制约着村级治理的水平与效能。基于鄂、桂、晋三地的田野调查发现,村组关系呈现三种实践形态:“村强组弱”结构、“组强村弱”结构以及“村组均衡”结构。村组关系的类型化实践遵循三重逻辑,即以村庄社会关联为核心的社会逻辑、以集体产权配置为核心的经济逻辑及以行政介入为核心的行政逻辑,三者分别形塑出村组不同的治理能力。由此,行政村与村民小组的治理功能差异根源于其资源配置能力的差异,本质上是村庄治权在村组之间的不同分配。作为村庄治权的主体,村组共同构成村级治理不可分割的完整性单元,村组之间的治权分配是理解村级治理差异的关键。

全文链接:见《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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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佳鑫:《村社统筹的土地细碎化治理:机制与效益——以安徽“小田变大田”为例》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摘要:单一的土地细碎化治理方式难以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现“小田并大田”的地方实践提供了治理机制融合的契机。实地调查发现,从村社统筹的视角出发,村社集体由于具有政经社合一的属性,在发挥自组织优势的基础上整合了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是三位一体治理机制的承接载体。在具体实践中,村社集体能够实施土地整治项目、实现土地产权整合并有序流转土地经营权。统筹治理的机制在于村社集体通过整合地方政府的治理资源激活自组织,在发挥自组织动员能力的基础上改进行政机制的不足并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使三种机制在实践中能够取长补短。村社统筹的土地细碎化治理有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以及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因此,在土地细碎化治理的融合机制探索中,应充分重视村社集体在土地细碎化治理中的统筹功能,同时发挥政府的基础性作用和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全文链接:见知网


7.纪芳:《城镇化进程中的村改居社区治理:实践逻辑与运作机制》 ,《中国农村观察》2024年第4期。

摘要:中国基层社会历来呈现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近年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局面,以村改居社区为主要形式的基层社会“第三元”形态日渐凸显。本文聚焦于村改居社区的结构性特征和治理机制,尝试探讨基层治理从“二元”向“三元”转变的实践机理。研究发现:村改居社区治理呈现“村居共治”的实践形态,且因农民与集体的关系差异表现为不同的实践形式。“村居共治”的深层运作机制在于城乡两种治理机制要素并存形成的城乡嵌套,由此弥合村改居社区所隐含的乡村与城市治理体系之间的缝隙,促进村改居社区对城市外部系统与社区内部系统的治理耦合。村改居社区的治理实践体现了对城乡二元治理体制的整合与超越,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丰富和拓展了基层治理的研究空间。

全文链接:见知网


8.杨华:《效率抑或公平:县域教育资源配置论》 ,《求索》2024年第4期。

摘要:县域教育资源具有市场和社会双重属性,其配置要遵循市场属性内含的效率原则和社会属性内含的公平原则。不同学段或学校的定位和目标不同,其资源的市场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强弱程度就有差异,配置的方式和机制也大相径庭。当前县域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问题是跨片区招生、义务教育资源集中于县城和超级中学“掐尖”,原因在于资源配置片面追求效率而相对忽略公平。县域义务教育目标是实现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资源配置要遵循“弱市场—强社会”属性内含的原则,但是又不能搞绝对均衡而导致绝对无效率,因而义务教育资源集中配置到九年一贯制的乡镇学校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在保障公平的同时又能兼顾效率。县域高中教育既要集中资源提升高考竞争力,保障县域教育出口,又要让县乡的孩子们能够就近、低成本接受教育,其资源配置要遵循“强市场—强社会”属性内含的原则,将资源集中配置到县中,使其资源使用既有效率又不失公平。

全文链接:见《求索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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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贺雪峰:《农民的生计与意义世界》 ,《科学·经济·社会》2024年第4期。

摘要:进入21世纪,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变,高速城市化和市场化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而且改造了农民价值观,其中关键是本体性价值的改变。长期受到儒家文化浸润的中国农民,勤劳节俭,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功臣,因为正是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助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也正是他们对子女进城的托举,使得中国有高速且高质量的城市化。同时,城市化和市场化也正在彻底改造农村和农民,这种改变的一个后果是文化失调和价值错位。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通过不离家不离土不离村应对农村老龄化,加强文化建设,可能是未来一段时期国家政策可以着力的方向。

全文链接:见《科学经济社会》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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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燕舞:《论长寿内卷化》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摘要:进入长寿时代后,农村老年人在其高龄阶段的生命历程中,会遭遇各种负性生活事件。伴随其机体衰退,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坠入巨大的生活风险之中。结合中国传统的老龄观,通过对“内卷化”这一概念的辨析和创造性转化,可以构建“长寿内卷化”的概念,以理解当前农村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状态。当高龄老年人的生命历程步入内卷点之后,其寿命虽然仍然在延长,但由于各种负性生命事件的发生和影响,生命质量却开始下滑,与理想状态相反的是,这段生命历程将持续进入病寿、苦寿、辱寿等单一存在或同时并存的生活风险状态;当这一曲线下滑至接近生命质量轴的交叉点时,它意味着高龄老年人生命主动或被动的终结。支撑从长寿内卷化到生活风险发生的机制是,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压力通过环状结构的新家庭结构形式向高龄老年人转移。秉持积极老龄观,加强政策干预,实现长寿去内卷化,是长寿时代所必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的“长寿内卷化”,不仅对理解当前农村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具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将来也同样适用于分析城市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状况。

全文链接:见《武大文科学报》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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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杨华:《注意力内卷:理解基层政府创新泛化的逻辑——以F县综合考核指标演变为例》 ,《开放时代》2024年第5期。

摘要:当前基层政府创新发生了从少数事件向制度现象、从基层自主向上级指令、从工作亮点向竞争标的的转变过程,成为基层形式主义的重灾区。本文根据政府注意力分配的分析框架,尝试理解基层政府创新泛化的内在逻辑。调研发现,如果制度注意力能够满足领导发送政绩信号的需求,领导就会在制度注意力范畴内分配注意力,领导注意力分配的确定性较强,下级就缺乏竞争空间。若制度注意力配置弥散,无法满足领导发送政绩信号的需求,领导就会在制度外分配注意力,领导注意力分配就会出现不确定性,给下级较大竞争空间。“创新”具有合法性、显著性、易测性、包容性、异质性的特点,是制度外分配注意力的天然载体。县级职能部门、乡镇及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创新来争夺领导注意力,从而导致领导重视的事务越多,治理效果越不好,领导注意力出现内卷,政府创新出现泛化和形式主义化问题。

全文链接:见《开放时代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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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贺雪峰:《“共同缔造”实践与基层治理现代化》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

摘要:国家资源下乡重新塑造了农村基层治理。国家通过部门向农村基层供给基本公共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迅速改善。同时,农村基层也普遍出现了公共品供需错位和供给低效,基层治理在规范化的同时,重点也转向完成上级部门任务,迎接上级部门检查监督。“为了群众”移向“为了上级”,脱离了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干部干群众看,基层治理中出现了“悬浮型内卷”。湖北省部署“共同缔造”试点,试图借用基层自治的优势,通过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基层群众协作,在国家输入资源基础上建立以基层群众为主体的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机制,改变当前基层治理中的困境。湖北省共同缔造实践本质上是对基层治理现代化2.0版的探索。

全文链接:见知网


13.侯同佳:《农村志愿服务赋能乡村文化振兴:困境与超越——基于“制度—生活”的视角》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7期。

摘要:扎实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农村志愿服务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实践形式。文章基于“制度—生活”视角,以华北A县的农村志愿服务实践为个案,探讨农村志愿服务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制度化的组织建设是当前农村志愿服务发展的主要路径,但是因缺少农民公共参与,未能有效赋能乡村文化振兴。农民公共参与的缺失归结于农村志愿服务体系的制度建设与农民生活的三重脱嵌,即制度主体与生活关系脱嵌、制度规则与生活方式的脱嵌以及制度运行机制与生活观念脱嵌。有鉴于此,农村志愿服务赋能乡村文化振兴应从培育乡村文化精英、创新契合农民生活的农村志愿服务活动、激活乡村社会的情感与价值联结等方面入手,推动农村志愿服务制度建设的在地化调适。

全文链接:见知网


14.仇叶:《中西部县城经营的悖论及其解释——基于城市等级结构的分析视角》 ,《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7期。

摘要:经营县城是当前中西部地区推动县域城镇化的主导模式,这使县域城镇化普遍陷入低质量发展困境。本研究引入城市等级结构的分析视角,依托个案研究方法,解释中西部县城经营悖论的发生机理。研究表明,城市经营协调着城市建设投入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其展开依赖经营驱动机制、经营约束机制与发展转换机制的共同运作,城市等级结构对城市经营机制的运转有着重要影响。中西部县城位于城市等级体系末端,以公共服务经营化驱动城市经营,在弱经营约束与弱发展转换机制下进行资金投入构成了县城经营的基本特征。由此,经营县城获得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与低效的公共支出相碰撞,使县域城镇化陷入弱发展、高汲取、高风险的经营悖论。这表明,中西部县城处于“弱市场-强社会”的城乡中间地带,不适宜采取风险性的城市经营策略,应当将保障农民利益、维持社会稳定的公共服务作为县域城镇化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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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侯同佳:《治理共同体建设与“村改居”社区有效治理——以鄂东社区“1+N”网格化治理模式为例》 ,《行政与法》2024年第7期。

摘要:社区治理共同体作为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有效回应了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老旧小区的人员流动扰乱了基层社会秩序,导致社区治理陷入以信任缺失、漠视公利和规范失效为表征的公共性式微困境中,需要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解决治理难题。鄂东社区的“1+N”网格化治理模式,作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具体实践,通过吸纳多元主体建构社区治理体系,强化利益联结提高居民公共参与,输入现代观念建立社区生活规范,推动了“村改居”社区的有效治理。这得益于以党政统合构建的资源共同体,以责任赋予构建的利益共同体,以情感激励构建的价值共同体,共同构成了“村改居”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成为“村改居”社区的重要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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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贺雪峰、桂华:《三治如何融合——制度成本的视角》 ,《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7期。

摘要:在国家资源下乡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治保障主要是指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与国家行政权力下乡,为村民自治提供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以党建引领为基础、以组织农民为手段的德治,是克服村民自治中少数人“搭便车”所带来的集体行动困境的必要手段。只有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动力,村民自治才能有效运转,基层治理才能符合实际需要,低成本高效率的基层治理也才可能实现。法治是保障,德治是动力,自治是基础。只有在这个认识基础上理解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典型的“枫桥经验”和“桐乡实践”,“三治融合”的实现才能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

全文链接:见《学习与探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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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桂华:《与时俱进创新群众工作方法》 ,《人民论坛》2024年第8期。

摘要: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是确保不同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党的群众工作之所以能够在不同时期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实现了党的群众路线与工作方法的有效结合。当前国家加大各种形式的涉农投入,各级政府对服务群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为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开展群众工作,关键是将基层真实需求与自上而下的国家投入结合起来。发挥新时代群众工作优势是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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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陈瑞燕:《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产业化路径创新与运作机制——以鄂中垴村虾稻共作产业为例》 ,《农村经济》2024年第8期。

摘要: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研究农业产业化路径对于县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调研发现,“企业+村社集体+农户”的农业产业化路径能够有效组织带动小农户完成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龙头企业以资本、技术和市场优势培育新型农业产业,村社集体发挥统筹、动员和对接功能,小农户负责具体生产环节。研究表明,产业发展公共化、发展规划自主化和发展风险内部化是坚持村社本位的“企业+村社集体+农户”模式的关键运作机制,有效将不同产业发展主体整合为一体。“企业+村社集体+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既能够有效组织农民对接龙头企业,又能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当前助推乡村振兴事业的有效路径。

全文链接:见知网


19.李沁怡:《隐蔽的形式主义:技术执行视域中智慧化网格管理的实践机制与现实困境——基于浙江省“基层治理141体系”的经验考察》 ,《电子政务》2024年第8期。
摘要: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网格化管理的“智慧化”趋向愈发凸显。基于技术执行理论构建“情境-实践-效能”的分析框架,从“技术执行者”这一中观维度透视智慧化网格管理的实践机制与现实困境。通过对浙江省“基层治理141体系”的经验考察,发现在不同层级的执行情境中,技术执行者的行动表现为指挥者的“指标化监督”、管理者的“程式化运行”和使用者的“应付式完成”。技术执行者的实践产出了两套结果:一套是智慧化网格管理的“形式效能”,即一套能够自我循环的指标体系与数据结果;另一套是智慧化网格管理的“实际效能”,即真正的“被执行的技术”。在对智慧化网格管理的评估中,“形式效能”取代了“实际效能”,“被制造的数据”替代了真正的“被执行的技术”,造就了“隐蔽的形式主义”的现实困境。
全文链接:见《公管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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