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
1.贺雪峰：《东西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
简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县域的差异越来越显著。中、西部县域发展能否照搬东部县域发展的成功经验？东、中、西部县域 根本的差异是什么？造成东、中、西部县域差异的关键因素是市场因素、制度因素，还是社会因素？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逻辑是什么？本书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结合 公布的宏观数据，以县域为研究单位，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具体而言，本书从经济发展、土地制度、农业发展、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县域教育、农民收入、婚姻家庭和基层治理等方面，呈现东中西部县域的差异，并深入浅出地阐明为何存在这些差异。本书基于贺雪峰教授领衔的团队在中国广袤地域上进行20多年的田野调查的积淀写成，对我国中西部的乡村振兴实践颇具借鉴作用。
著作链接：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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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桂胜：《兼修有字无字书——桂胜学术论文粹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
简介：该书是桂胜教授生前在中国社会思想史、民俗学和非遗研究等领域发表的学术作品精选集。文集共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收录了桂胜教授博士学位论文《周秦势论》；中篇是桂胜教授在中国社会思想史领域的学术作品，包括《韩非社会思想管窥》等十余篇论文；下篇是桂胜教授在民俗学、非遗学等领域的学术作品，包括《表现民俗的理解及其功能分析》《文化空间再造与少数民族非遗扶贫的路径探析》等十余篇论文。在这些作品中，桂胜教授开创性地对先秦时期的“势”进行了深刻讨论，并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他在民俗学领域先后提出的“表现民俗”“文化空间再造等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亦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3.胡翼鹏：《社会学中国化：散点透视与风貌概览》，商务印书馆2024年11月出版。
摘要：本书以社会学中国化为问题意识，本书围绕“何为化”“化什么”“怎么化”等基本理论问题，分析阐释一百二十余年来中国学者之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思想与实践，以及思想与实践之间的逻辑理路。本书选取七位社会学家及其著述作为分析对象，深入阐释其思想、学说与实践的中国化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引导读者据此审视类似社会学家的思想学说。在内容上，本书加强了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本土化成果的分析阐发，力图呈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建构的代表性实践，为进一步建构新时代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学术论文
1.李向振：《探索一种更具整合性的民俗学新范式——基于民俗学元理论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年第4期。
摘要：引入元理论研究,既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民俗学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又有助于提升民俗学理论水平和促进民俗学研究范式更新,还有助于提升民 俗学学术品格和延续民俗学学科生命力。纵观近二百年的发展历程,从总体性问题 意识、研究方法、基本假设、理论建构和研究范例等要素来看,现代民俗学形成了 三大主导性研究范式,即 “文本—语言”范式、 “习俗—知识”范式和 “语境—民 俗”范式。近年来,民俗学学术危机感日益强烈,反映出既有研究范式难以满足现 代社会生活转型带来的知识需求。因此,需要借助元理论研究建设更具整合性的民 俗学新范式。在此过程中,更加注重日常生活和日常叙事的 “生活—叙事”范式或 许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探索。
2.侯同佳：《乡村建设行动中的农民主体性参与：实践困境与优化策略》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摘要：农民主体性参与是推动乡村建设行动有效实施的关键，其作用发挥不仅要以提高农民参与能力为基础，更要通过优化治理结构保障农民参与权利。基于鲁镇乡村建设行动案例，发现其陷入了农民参与的主体性缺失困境，表现为农民的被动参与、消极参与和牟利参与，违背了主动性、积极性和公益性参与的初衷。权利挤压是农民主体性参与缺失的生成逻辑：为了顺利开展高标准乡村建设行动，地方政府凭借与村庄精英和工商资本的目标合意形成利益共同体，并基于资源共注和收益分配强化利益整合。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村庄精英和工商资本分别以行政约制、有限动员和机会隔离的方式，排斥目标不同、资源不足的普通农民，这挤压了农民参与的权利，导致农民主体性参与缺失。破解农民参与的主体性缺失困境，需要适当给予基层自由裁量权、创新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式、强化农民参与的责任意识以激活村社集体，以保障农民参与的权利。
全文链接：见《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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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贺雪峰：《消极行政与积极干部——乡村治理中的体制与干部》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摘要：当前有一种普遍的共识，就是地方治理资源应该下沉到基层，具体就是将县级的编制、人员甚至执法权都向乡镇下沉，从而解决乡村治理资源紧张的困境。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资源不足只是表象，根本问题是上级部门条线基于部门利益，向乡镇和村下达了过多任务，进行了过多检查问责，导致乡村两级不得不将主要治理资源用于应对上级任务，而无暇解决基层治理中农民群众真正关心的切身利益，并因此形成基层治理中的“悬浮型内卷”。应对当前基层治理困境的办法是限制部门条线权力在基层无序扩张，消极行政，将乡村干部解放出来，眼光向下，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干事创业，以实现基层治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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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纪芳：《 流程再造与乡镇政权的弹性化运作》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摘要：基层治理转型深受国家治理理念和制度建设的影响，“政治吸纳行政”是国家治理重塑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机制。伴随国家权力下沉，基层治理出现了明显的政治扩张，造成行政体制的政治化运作，行政体制被纳入政治轨道之中，长期处于政治动员状态。这在提升基层政权应对非常规政治任务能力、促进基层治理规范化的同时，加剧了政治风险的扩大。面对系统性的政治风险，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发生转变，形成以避责为导向的积极行政，由此造成基层政权的悬浮型内卷。“政治吸纳行政”反映了当前基层治理转型过程中政治与行政关系的失衡，导致“行政失灵”与“治理失效”。重塑均衡的政治-行政关系是缓解基层治理困局的重要出路。
5.李翠玲：《找回邻里： 街坊商户与内源式社区营造》 ，《思想战线》2024年第6期。
摘要：当前城市社区营造的主要局限之一，就在于过度强调组织和精英，忽视日常互动中形成的自发秩序和文化认同，导致邻里关系营造和社区认同培育悬浮于民众生活经验之上。将目光转向与社区共生的地方行动主体及其在非正式邻里网络建构中扮演的角色，将为破除社区建设困境提供富于启发的新方案。扎根地方的小型街坊商户对于人格化互动和地方生活方式再生产具有重要价值，他们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必须被重新审视。通过关系经营和文化转译重建邻里网络和地方感，是街坊商户介入社区营造的主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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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德福：《社区治理中社区工作者的组织功能》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摘要：社区是基层基础，社区工作者是社区治理骨干力量。在本土情境中，社区工作者既是能动的治理者，更是肩负政治功能的群众生活组织者。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既要将群众组织起来办好社区事务，更要实现对群众的教育和塑造，将分散的群众组织成有力量有觉悟的人民。在治理实践中，作为能动的治理者，他们越是能够策略化地应对指标化、过程化和满意率的考核，其群众组织动员能力就越被削弱，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治理重心下沉带来的资源替代动员。再造群众生活组织者，需要探索新型组织动员方式，即面向关键群体和关键事件的有限动员。
全文链接：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g0MzYwMw==&mid=2247487238&idx=1&sn=e011c8f082462849ce505360d9f80649&chksm=a76db205c2f5c7b07fa51395a07c68c3b0d480730d55066b530b9b32d6cecc3e4e7f015f889c&mpshare=1&scene=23&srcid=1231yjIF2MVXxZ7pZhQLeIhF&sharer_shareinfo=375d07f1e0a95d70d7683be8326664f7&sharer_shareinfo_first=375d07f1e0a95d70d7683be8326664f7#rd
7.贺雪峰：《农村发展中的市场制度与社会制度》 ，《湖湘论坛》2024年第6期。
摘要：市场带来活力、效率和机遇，同时市场也带来风险。越是充分的市场制度越需要有效的社会制度来对冲与平衡。发达国家容易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与完善的社会保障之间建立平衡，发展中国家则往往缺少建立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财政能力。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机制，通过城乡之间的制度差异，通过更加充分的城市市场与相对稳健的农村社会，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市场制度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平衡，并因此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稳定。未来一个时期，让农民在城乡之间可进可退的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将继续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
全文链接：见《湖湘论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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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尹辉煌：《农民主体视角下农业转型的实践困境及其突破》 ，《天府新论》2024年第6期。
摘要：农业转型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不能脱离“三农”问题的整体视域。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国家政策支持的农业转型旨在实现村庄内生发展。经验表明，农业转型的关键是有市场竞争能力的农业经营主体。这对农户而言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其失败会透支村庄的经济积累、社会关系和治理秩序。农户在补贴政策激励下转换生计模式，结果遭遇农业经营风险。农民行动伦理可能支撑农民理性扩张，也可能掩盖、维持农民非理性。在收支的低度计算、同居共财的家庭经济和熟人社会的关系支持的作用下，农业经营风险并未降低，但却被分摊和模糊化。这说明当下产业振兴政策应当回到我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原则性规定，发挥基层政府的自主性，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市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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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璐：《适老化乡村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摘要：当前，乡村建设中出现的“主体异化”困境反映出“少数(强势农民/发达地区乡村)替代多数(弱势农民/欠发达地区乡村)”的逻辑。乡村建设需要回归多数弱势农民和欠发达地区乡村的主体性地位。将“适老化”概念引入乡村建设，有助于明确欠发达地区乡村建设的方向。“适老化乡村建设”是以老年人为主体，以满足老年人基础需求为目标，以内、外部条件为手段的乡村整体性秩序重塑。“适老化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包括四个维度：一是经济维度，强化老人农业的生产保障体系；二是政治维度，塑造老年参与的乡村治理模式；三是社会维度，重建老年友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四是文化维度，激活老年关怀的乡土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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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燕舞：《内卷化：一个基层治理研究概念的知识社会学再考察》 ，《求索》2024年第6期。
摘要：在基层治理研究中，一个被十分频繁运用的经典概念之一就是“内卷化”（involu tion）。为了廓清人们对这一经典概念的诸多误读误用，通过研究性阅读的知识社会学考察，对内卷化的学术演化脉络作了系统梳理和论述。戈登威瑟基于对文化模式的分析所构建的内卷化概念，核心特征是高水平重复的文化内卷化。相反，吉尔茨对内卷化的传承和转化运用则反映了农业内卷化中的低水平重复特征。吉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中的适得其反或事与愿违的理论逻辑为黄宗智、杜赞奇和当下学界的基层治理研究所传承和扩展深化。因为农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向度导引，黄宗智发展出了边际劳动报酬递减的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增长”的概念，而杜赞奇则从事与愿违的理论逻辑发展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在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内卷化”或将是基层治理面临的常态。在不同时期，因时空约束条件的不同，基层治理内卷化的类型也不同。基于治理过程的区分，当下基层治理中主要存在汲取型内卷化与分配型内卷化两种主要类型。未来基层治理研究应重视内卷化和去内卷化两者长期并存的趋势，不断突破内卷化困境，朝着实现基层社会发展与善治的方向持续迈进。
全文链接：见《求索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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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贺雪峰：《应对农村老龄化的中国方案》 ，《贵州社会科学》2024年第9期。
摘要：中国农村养老向何处去既是重大理论问题，更是重大现实问题。目前学界和政策部门主流意见是建立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本文在全面分析中国未富先老国情农情基础上，提出“不离家不离土不离乡”的“三不离”应对农村老龄化方案。应对农村老龄化离不开国家支持，在“三不离”应对农村老龄化的方案中，国家力量应当在充分利用家庭和村社现有功能基础上，重点支持村社集体建立应对农村老龄化的机制。这与城市主要通过个人缴费、单位缴费加财政补贴为城市退休人员提供高额退休金，再通过市场来实现养老，是相当不同的。“三不离”应对农村老龄化方案属于基本保障方案，具备条件时可以不断提档升级。目前国家力量应当重点支持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障。
全文链接：见《贵州社会科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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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史源渊：《集中力量解决小概率问题：基层运动式治理工作模式的再思考——以S县“防溺水”工作为例》 ，《贵州社会科学》2024年第9期。
摘要：运动式治理工作模式能够发挥我国科层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是，当基层遇到小概率问题时，运动式治理工作模式却易滋生形式主义问题。S县“防溺水”工作的案例表明，县域科层组织采取运动式治理的工作模式，通过将政策目标的模糊性工作文本化、工作过程的扩大化动员、以及工作考核办事留痕，从而集中力量解决小概率问题，结果却是用形式主义落实工作、小概率问题依旧防不胜防。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应对常态化治理事务，会发挥正功能的作用，统合制度性缺陷；而应对小概率治理事务，超出其适用限度，可能会触发负功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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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娟、张劲松：《社会工作在机构养老服务中的三重嵌合》 ，《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9期。
摘要：在公共养老领域采取自上而下政府购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嵌入策略，成了国家回应公共院舍养老需求的一种重要方式。社会工作机构嵌入老年院舍专业化服务后，专业力量可通过自身能动效力“成功”嵌入，再造院舍内部专业化服务供给秩序。但嵌入后仍面临着三重挑战：结构嵌入无法消解购买政策不确定性、认知嵌入不足以建构专业化服务体系、文化嵌入限制了院舍内生动力的生成。案例的进一步实践表明：长期稳定的社会工作老年院舍服务机制的维持需要社会工作机构从单向嵌入转向与公共院舍融合的嵌合式发展，从价值嵌合、行动嵌合和主体嵌合三个维度来找寻双方共融价值、塑造共同实践面向和促成身份双向认同，从而实现一般意义上的服务路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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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贺雪峰：《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及其发展限度》 ，《当代财经》2024年第10期。
摘要：中国城市化正在快速推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对待县域经济和县域城市化问题。在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人口密集、产能巨大的沿海城市经济带的情况下，中西部县域经济缺少发展制造业所需的规模条件，缺少足够制造业的中西部县域经济难以为进城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结果可能是，中西部地区通过扩权赋能、鼓励农民进县城来发展县域经济，进城农民却因为缺少就业机会，不得不更加依赖村庄农业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使得县域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当前，中国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应该是为农民提供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城市化的最终目的地必然是就业与生活一体的区域中心城市，县城只是农民进城的过渡地带。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农民进城离不开土地，保留农民返乡权利，不仅具有保障功能上的重要性，而且具有未来远景上的重要精神价值。
全文链接：见《县域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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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夏柱智：《从身份政治到区域差异：农民工研究视角的转换》 ，《理论月刊》2024年第10期。
摘要：对农民工的研究要从中国本土经验出发，超越西方式身份政治理论，重要的突破是应用区域差异视角，把农民工作为标识区域差异的重要的社会阶层概念，而不是束缚于身份制度的阶级。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村转移劳动力发生了巨大分化。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一般从典型的农民工转变为具有白领就业特征和身份认同的新市民群体，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仍然是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典型的农民工。因此，典型农民工的城镇融入呈现两个鲜明特征：一方面是农民工在家乡进城购房，但同时保持半城半乡的生活方式，城乡有机关系仍然保持；另一方面则在流入地继续保持劳动力城镇化，并不转为当地政府所期待的新市民。农民工的前途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政策制定者要精准识别农民工双重的、过渡性的身份特征，保持稳定的农村土地制度，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稳定农民工和乡村的有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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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贺雪峰：《农民与中国现代化》 ，《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
摘要：如何处理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新中国前三十年，通过城乡二元体制，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农村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从而使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新中国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借助中国廉价农村劳动力和土地制度优势，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变成“世界工厂”。当前时期，中国正在通过产业升级，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通过产业提档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大量农民不仅进城务工经商而且开始融入城市。但农民进城仍然具有脆弱性，保留农民返乡权利，充分利用“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建立高水平的市场—社会体制，形成市场体制与社会体制的高水平的对冲、互补与平衡，将大大缓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助力中国现代化实践。只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在中国现代化中的重要性，解决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才能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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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玉霞：《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政府农业政策的“适应性执行”——以鄂西Y县柑橘产业为例》 ，《农业经济问题》2024年第12期。
摘要：乡村产业振兴带来政策资源下乡，使得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情境日趋复杂。而“适应性执行”成为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行为的新动向。基于鄂西Y县的柑橘产业政策实践发现，基层政府的政策“适应性执行”是为了寻求规范化完成政策任务指标的压力和获取最大政策执行绩效之间的平衡而产生，其通过组织适应、资源适应及规则适应快速完成了政策目标并成功展示了政府政绩。但政策“适应性执行”本质上追求的是政策落实的短期片面有效性，一旦任务完成，其政策效力就会边际递减，政策的后续落实便会出现滞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形势下，农业政策执行的调试需要均衡农业资源配置、畅通农民参与及利益表达渠道，进而提升农业政策执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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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桂华：《走向功能性融合：超越二元结构的城乡发展路径》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21期。
摘要：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工作。当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城乡关系面临三个方面的变动与挑战：一是农村居民进城带来的城镇规模扩大和形态变化；二是乡村要素流动带来的“三农”面貌巨变；三是城镇与乡村的整体格局变化。在这种动态格局中，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既要超越线性城镇化思维，也要摒弃乡村孤立建设思维，要将城镇化推进与乡村建设放在一起考虑，释放城镇与乡村在现代社会中的差异化功能，实现城乡功能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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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易卓：《县中振兴的关键在于重建教育竞争层级》 ，《教育家》2024年第41期。
摘要：县中是县域教育的出口,对于维系公平且有质量的县域教育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部分县中都保持着相对不错的教育质量,一般来说如果县里能办好1到2所公办高中,参加高考的学生能每年比较稳定地考上清北等重点大学,同时还有比较好的特控上线率,当地群众就会对县中有期待和信任,家长不需要费尽心思地择校,县域社会总体的教育焦虑和教育竞争比较平缓,教育的民生属性真正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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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黄末：《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表现样态、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贵州社会科学》2024年第11期。
摘要：乡村数字治理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在推动治理效能提升、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数字供给与村民实际需求背离、技术强制与基层治理主体能力超载、技术运用与乡村治理场景脱节，构成了当前乡村数字治理的现实困境。通过对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表现样态的分析，提出以优化资源分配和提升数字素养构建以人为本治理模式、以强化能力建设和完善协作机制消解基层治理形式主义、以增强场景化设计和多元化互动重塑技术与乡村社会关联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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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桂华：《一体化治理：过程管理视角下的基层形式主义——基于乡村振兴地方实践偏差的分析》 ，《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6期。
摘要：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形式主义除了源于乡村“制度—组织”变化之外，还与“三农”工作实质内容变化有关。乡村振兴战略构成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基于乡村振兴所展开的基层治理活动，具有强规划性、强规范性和强考核性特征。在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国家不断强化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重塑政府层级关系和乡村组织运转逻辑，进而推动乡村治理走向一体化。自上而下的高强度“过程管理”，解决了政策实施中的“一放就乱”问题，在促进乡村治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同时，也诱发了形式主义问题。以乡村振兴实践偏差为表征的基层形式主义，反映出乡村一体化治理的不足之处。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应当兼顾自下而上的维度，推进乡村振兴并破解基层形式主义，关键在于构建国家自上而下管理与基层动员相融合局面，实现乡村工作内容与乡村工作方式的有机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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