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
1.贺雪峰:《认识中国：乡村的前途与中国现代化》,三联书店，2025年6月出版。
简介：《认识中国》从农民与中国的现代化、乡村社会巨变、乡村治理逻辑、农民的生计与意义世界、农民的城市化、如何认识中国等六个方面，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现状，以及如何进行农村建设进行了叙述和分析。本书是作者从事乡村调查和研究30年来，对“三农”问题的一次全面、集中的阐述。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三轮驱动”的现代化，而乡村是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由此形成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进行兜底式的乡村建设。这是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的底线。作者自上世纪90年代从事社会学研究后，长期扎根于乡村基层的实地调研，这让他的文字和观点能切中要害。本书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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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中文期刊）
1.贺雪峰：《农民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1期全文转载（原文《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
摘要：如何处理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新中国前三十年,通过城乡二元体制,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农村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从而使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新中国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借助中国廉价农村劳动力和土地制度优势,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变成“世界工厂”。当前时期,中国正在通过产业升级,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通过产业提档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大量农民不仅进城务工经商而且开始融入城市。但农民进城仍然具有脆弱性,保留农民返乡权利,充分利用“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建立高水平的市场—社会体制,形成市场体制与社会体制的高水平的对冲、互补与平衡,将大大缓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助力中国现代化实践。只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在中国现代化中的重要性,解决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才能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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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贺雪峰：《技术治理、群众工作与“枫桥经验”》，《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摘要：“中央-地方-社会”构成了国家治理中相互制衡的三个主要层面。良好的国家治理需要在三个层面之间保持平衡。借助12345市民热线等技术手段，群众可以几乎零成本地提出诉求，当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解决群众诉求进行“强考核”时，就会出现诉求“爆炸”,三层平衡被打破，地方政府或者基层治理就变成主要“应对”上级政府考核，使得群众工作难以开展，基层政治生态被“消极分子”主导，基层治理也就“丧失”了内部解决矛盾的能力。市民热线平台的便捷化和零成本化，会消解传统信访机制中诉求表达的成本约束，叠加“接诉即办”的“强考核”机制，或将诱发非理性诉求的泛化与聚集效应，因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需要在“强考核”和“弱考核”之间进行转换，进而形成动态性的考核“松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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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亮亮、周新成：《家国一体：应对城乡居民养老问题的政策演进与实践基础》，《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摘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中国老龄化宏观上表现为人口结构转变迅速、老龄人口基数大、城乡差异大、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等特殊问题，微观上表现为老年群体内部分化，身体机能、养老需求等存在差异。当前，少子化、社会变革和结构脱嵌，导致作为家事的养老无法被家庭独立应对，老人生活所在的社区、社会没有被有效整合。考虑到中国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不能直接构建国家完全负责的福利体系予以应对。因此，要坚持“找回家庭”“重建附近”和“国家主导”一体并行。回溯历史，发现城乡居民养老问题在不同时期，始终能够得到相对良好的应对和解决，其关键是家国一体理念下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动态分工调整。因此，以家国一体系统解决养老问题，其作为理念和路径，是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伦理、家庭本位的居家养老、就地养老的社会建设和低成本应对的村社养老等实践基础作为支撑。在这个意义上，要坚持养老既是家事，又是国事，也是社会事，应通过本土化资源挖掘，探索中国式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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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向振：《“由叙述的进到说明的”:早期民俗学者的学科意识及学术探索》，《文史哲》2025年第2期。
摘要：从学科建设来看，中国民俗学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差不多同时期设立，但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民俗学学科先后经历了两次沉浮并最终衰落下去，而其他学科则一路直上。早期民俗学没能像其他学科那样发育成比较完善的现代社会科学部门，主要原因在于早期民俗学学科研究领域和研究任务及目的没有形成共识，以致在很长时间里，它都以“资料之学”面目呈现。当然，不少早期从事民俗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此问题，并进行了深刻的讨论。殊为可惜的是，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些讨论并未全部落实到学术实践中去。现在我们重新阅读前辈学者的相关思考，或许对于讨论当下民俗学学科建设及完善学术知识体系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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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知言：《从“结构性区隔”看中西部农村男性成婚难生成机制》，《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摘要：本研究基于对豫中农村的调查，以“结构性区隔”理论解析中西部农村男性成婚难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婚姻成本的性别化配置催生务工分化：男性通过代际合作进入沿海高收入行业，形成务工空间区隔；女性依托本地婚姻优势选择县域低强度工作，产生职业环境区隔。这种结构性区隔在时空维度呈现双重效应——空间上，男性异地务工脱离本地婚恋圈层；时间上，高强度劳动致使其错过20-25岁婚龄窗口期。当其返乡时，适婚女性已流向经济更优群体，形成“积累—错配”的实践悖论。研究揭示，结构性区隔包含家庭策略共谋、务工分化强化与年龄约束固化三重作用机制，为破解传统性别比视角的静态局限提供了动态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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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桂华：《发现“东西中国”:市场化与当代乡村变迁》，《新华文摘》2025年第2期全文转载（原文《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全国性的农产品市场和全国性的婚姻“市场”,让乡村走向了自由开放。市场化改变社会连接方式,打破乡村的地方性,让乡村中的人财物变成了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区位决定了乡村人财物流动的方向。在三大市场的共同作用下,农村人财物总体呈现东进西出的特点,乡村秩序和乡村发展因而出现了显著的东中西地区差异。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农村不仅在城乡关系、村庄形态等方面存在不同,而且还存在发展路径上的差异。“东西中国”是从农民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呈现出改革开放后乡村变迁逻辑和分布形态。下一步,在定位乡村发展、实施乡村振兴、选择基层治理手段和推动重大涉农政策改革的过程中,要立足于“东西中国”这个现实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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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碧玲：《何种政策结构更有利于县中振兴》，《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5年第2期。
摘要：县中振兴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基础。不同的区域性政策和地方性政策形塑了不同的政策结构与县中发展类型，分别为保护型政策结构下的发展型县中、维持型政策结构下的维持型县中、分裂型政策结构下的自救型县中和挤压型政策结构下的塌陷型县中。不同发展类型的县中进行振兴的行动难度和行动能力存在差异。以区域均衡、地方维持为特征的维持型政策结构是县中振兴的理想政策结构。推动县中振兴必须坚持分类治理原则，既要在宏观层面以均衡为目标进行政策调整，又要允许县级政府和县中因地制宜地采取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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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田雅馨：《梯次发展：乡镇政府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逻辑进路》，《中国农村观察》2025年第2期。
摘要：乡镇政府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既往研究从党建引领论、自主经营论和政策压力论角度探讨了行政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却无法回答究竟何种模式可以根据村庄的差异化发展情况使各村在行政逻辑引导下均实现一定的发展。本文结合协同治理理论和特质激活理论，以成都市安仁镇上安片区的实践为分析对象，将乡镇政府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模式概括为“梯次发展”。研究表明，梯次发展遵循组织协同机制、能力识别机制和发展带动机制。乡镇政府明确乡镇、村两级共同的发展任务，统一乡镇、村两级公司化的运营模式，进而形成梯次发展的组织协同机制。在此基础上，乡镇政府为激活村庄经营特质而统一输入组织资源，村庄发展则出现分化。乡镇政府根据村庄有无经营特质确立差异化发展目标，使发展目标能够匹配村庄差异化发展情况，进而形成能力识别机制。面对发展分化的村庄，乡镇政府优先发展具有经营特质的“强村”，再由“强村”带动缺乏经营特质的“弱村”，进而形成发展带动机制。在三大机制的运作下，乡镇政府首先协同“强村”实现“强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进而由“强村”协同“弱村”实现后者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适度发展。一种分发展阶段、分发展成效的梯次发展得以实现。通过呈现一种合理的行政推动发展模式，本文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如何确定乡镇政府的角色定位提供了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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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纪芳：《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关系类型研究——基于中西部地区鄂、晋两地乡村治理的经验比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摘要：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并深受乡村关系的影响。基于鄂中A镇与晋西南S镇的田野调查，对乡村关系的复杂性实践及其内在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镇任务结构与村庄自主性是形塑乡村之间不同关系结构的核心变量。其中，乡镇任务结构影响其治理压力及对村干部的动员需求，村庄自主性则影响村级治理能力及其自主行动能力，二者共同形塑出不同的乡村关系形态。根据乡镇任务压力与村庄自主性强弱，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关系呈现四种类型，即“紧密—均衡”型、“紧密—失衡”型、“松散—均衡”型与“松散—失衡”型。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要深刻把握乡村之间的复杂互动，积极建设均衡的乡村关系，通过发挥镇村双重主体性增强基层善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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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波：《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逻辑——基于协同理论的视角》，《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5年第2期。
摘要：基于协同理论，构建“制度环境-多元主体-合作行动”分析框架，考察川西W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揭示村社统筹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结果表明：村社统筹下的多主体协同是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乡镇行政牵引与激励、村社集体行政与经济“二合一”的角色、村社内在的合作传统构成多主体协同的制度环境。在制度环境的激励下，村社集体与多元主体通过村社协同激活村庄内生性资源，实现要素积累；通过行政协同向上争取资源，把握发展机遇；通过市场协同实现资源整合，降低公共品供给成本；通过区域协同拓展跨村合作，延伸经营空间。由此，农村集体经济形成“村社集体为核心，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治理格局。据此，建议中西部地区注重在地化主体培育和资源整合，兼顾集体发展的经济性与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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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贺雪峰、桂华：《资源下乡背景下的基层治理重塑与改进》，《政治学研究》2025年第3期。
摘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国家通过持续的惠农资源投入来提升农村基 础设施质量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资源下乡在显著改善乡村面貌的同时,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底层逻辑:基层治理转变为主要完成上级行政任务,之前向内动员以村民自治为主要方法的治理模式难以持续,一些地方的基层工作出现了形式主义问题。如何优化资源下乡方式,促进国家资源输入进一步向基层有效治理转化,是振兴乡村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资源下乡不能转变成政府包办农村事务,一个具有活力且组织起来的村庄是基层有效治理的前提,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构建国家资源分类投入方式,将下乡资源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群众动员,不仅可以增强基层治理能力,而且可以回应“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新时代命题。
12.贺雪峰：《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沃土中长出理论——华中乡土派的研究方法论》，《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5年第3期全文转载（原文《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摘要：最近20多年来,华中村治研究群体坚持田野调研,做从土地中长出理论的学问,被学界称为华中乡土派。大量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于强调小循环的对话式研究,而在对话式的研究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变成支离破碎的经验片段,中国经验的完整性无法呈现,社会科学研究既无法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需要解答的问题,又无法从中国实践中形成一般化的理论。要改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一困境,必须强调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建立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提出问题并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只有真正扎根田野,通过饱和经验训练,形成研究者经验质感,具备在研究中的想事能力,从伟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吸取理论营养,才能真正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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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瑞燕：《个体家庭两相顾：县城青年生育观念变动与政策启示——基于鄂东南T县的实证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摘要：生育观念变动是理解生育转型的重要维度。国家放开生育限制政策后，生育动机和生育观念成为影响青年生育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原因。基于鄂东南T县的田野调研，探究县城育龄青年生育观念变动及其生育影响。研究发现，不同于都市青年生育观念发生个体化转型，县城青年生育观念呈现出“个体家庭两相顾”的矛盾特征。具体到生育行为上，县城育龄青年二孩生育意愿较高且有生男偏好。研究认为，半城半乡的县城社会结构是形塑育龄青年生育行为与生育观念变动的社会基础，个体化理论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的生育转型经验。具有半城半乡社会底色的县城是当前和未来中国具有生育潜力的地方，构建生育友好型县城能够有效释放县城青年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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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田雅馨：《返乡青年“再农化”的运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3期全文转载（原文《理论月刊》2024年第11期）。
摘要：中国城乡关系正在从分割走向融合，“逃离农业”向“再农化”的转变也在同步发生。返乡青年的“再农化”是城乡关系转型的微观实践，这种实践表现为成家立业。返乡青年的成家立业遵循生活逻辑、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它们构成“再农化”的运行逻辑。在生活逻辑中，留不下来的大城市、脆弱的亲密关系和以生活为中心的生活革命在成家这个生命周期转折点，推动青年离城返乡的个体选择；在市场逻辑中，为了立业，追求经济收益的青年发展资本与劳动双密集的特色农业、对接价格波动的全国大市场、形成互助合作的生产组织，实现农业现代化经营；在社会逻辑中，土地流转的关系基础、雇佣劳动的社会基础和身份认同的政治基础呼唤青年村庄嵌入的需求，他们重构村庄社会关联，将业立在乡土社会。由此返乡青年的成家立业推动“再农化”，而这也折射出城乡关系融合的宏观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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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翠玲：《找回邻里:街坊商户与内源式社区营造》，《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5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4期全文转载（原文《思想战线》2024年第6期）。
摘要：当前城市社区营造的主要局限之一,就在于过度强调组织和精英,忽视日常互动中形成的自发秩序和文化认同,导致邻里关系营造和社区认同培育悬浮于民众生活经验之上。将目光转向与社区共生的地方行动主体及其在非正式邻里网络建构中扮演的角色,将为破除社区建设困境提供富于启发的新方案。扎根地方的小型街坊商户对于人格化互动和地方生活方式再生产具有重要价值,他们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必须被重新审视。通过关系经营和文化转译重建邻里网络和地方感,是街坊商户介入社区营造的主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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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贺雪峰：《农村基层治理与群众工作》，《学术界》2025年第3期。
摘要：农村基层治理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针对基层治理中出现的问题，由基层干部具体解决问题；第二种是将群众组织起来，由群众解决基层治理中出现的问题。第一种治理模式中，村民群众是客体，基层干部及他们背后的国家资源才是主体。这种治理模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因为问题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焦点，基层治理变成了国家及其村庄代理人与问题群众之间的斗智斗勇，大量国家资源被消耗在了村庄治理真正需要之外。第二种治理模式中，村民群众是主体，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将村民群众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偏好，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村民群众组织起来了，国家资源下乡就可以找到对接的力量。当前国家治理政策中过度强调“不能出事”,导致基层治理资源主要用于应对问题群众和无理诉求，基层治理陷入被动。基层治理的重点应当是做群众工作，基层治理资源也应当重点用于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让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让他们自己建设自己的美好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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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杨华、宋淑娟：《结构脱嵌与组织化培养：乡镇年轻干部成长研究》，《理论学刊》2025年第3期。
摘要：乡镇年轻干部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常与一线治理脱节，“90后”和“95后”干部在生活、职业预期、价值观上与乡土治理存在冲突。城乡资源不均、成长诉求变化和基层治理规则的特殊性导致他们偏好流动性强、风险低的工作，与乡村社会网络、地方知识和治理需求疏远。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地方实践中发展出了以组织化培养为核心的策略，包括决策参与、干群互动和实践锻炼平台构建，以促进年轻干部在治理实践中重新融入、重塑价值观和提升能力，取得了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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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吕德文、李佩娴：《社会性重建：农村机构养老的优化路径——基于我国中部地区农村三个案例的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摘要：针对机构养老研究路径中过于强调“机构化”和“去机构化”的二元对立倾向，文章延续养老模式社会属性的讨论，从机构养老供给和需求的系统性视角出发，通过中部地区农村三个机构养老的成功案例，发现社会性重建有效提升了农村机构服务效能。首先，民主管理、情感动员、分类治理与自组织培育推动了老年人积极的社会参与。其次，养老机构与地方社会互动交往、共享资源和拓展服务促进了养老机构的社会融入。最后，家庭责任伦理和社区福利网络的激活为农村机构养老强化了多元主体的社会支持。农村机构养老在组织治理秩序、社会关系联结、多元福利文化三个维度实现了系统性的社会性重建，拓展了农村机构养老实践空间，为应对农村老龄化提供了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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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仇叶：《县域重点任务与基层官员晋升机会》，《社会》2025年第3期。
摘要：在科层组织中，晋升激励是组织的核心问题。不同于政治锦标赛理论基于职能一致性假设构建的理想模型，县域人事结构具有职能分化与层级细分的显著特征，这导致基层官员在常规晋升渠道中常常面临晋升机会分配不均与晋升进程迟滞的双重困境。研究发现，重点任务具有调整人事关系、缩短委托—代理链条、彰显工作成绩的重要功能，是官员在常规晋升路径之外获得晋升机会的重要“人事平台”。该平台展现出独特的晋升逻辑，其既非依靠纯粹的绩效评价，也未陷入非正式关系这一特殊主义的泥沼，而是建构了一种能力-关系混融的复合晋升机制。作为县域晋升激励的组成部分，它既增强了晋升体系的包容性，也优化了干部资源的配置效率。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解析县域重点任务的人事功能，揭示干部晋升中岗位调整、关系、能力三者间的复杂互动机理，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县域人事结构与干部晋升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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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徐炜、梁和阳：《“显示器”与“调节阀”：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生活方式》，《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摘要：生活方式是现代社会中的重要议题。在现代文明进程的不同阶段，生活方式的主题不同。在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变革，生活方式表现为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在消费社会，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与道德观念被消费所影响，产生了生活方式的商品化及其反思。在后现代社会，在个体化趋势与文化多元化的影响下，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呈现为多元化，具备身份表达、自我认同与风险应对的功能。通过对现代文明进程中生活方式的梳理，可以发现其具备“显示器”与“调节阀”两种面向，既是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反映，又是日常生活中个体对社会问题、社会风险与结构压力的调节方式。对生活方式的关注需要将社会结构因素与微观日常生活进行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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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龚为纲、黄思源 ：《大语言模型与计算社会科学:工具、议题与挑战》，《求索》2025年第3期。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大语言模型已成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重要力量。凭借强大的语义理解与文本生成能力,大语言模型显著提升了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效率和分析深度,为计算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革命性的工具。其在文本分析、社会网络理解等任务中展示了独特的优势,推动了计算社会科学量化范围与研究边界的扩展。两条主要研究路径逐渐清晰: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实验模拟以及大数据驱动的语义分析,分别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创新与深度优化。同时,大语言模型的随机性、算法透明性和高计算资源需求依然构成了重要挑战,在价值倾向与社会偏见方面的问题对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未来,研究应聚焦于大模型与社会科学的深度结合,从文本数据延伸至多模态数据,探索新技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全面赋能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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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仇叶：《公共政策中的有效剩余及其规范化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25年第4期。
摘要：政策执行度是决策主体调控政策目标实现程度的基本工具，它影响着政策的可行性与效用，同时关联着政策决策与政策执行两个环节。由于政策目标冲突与执行约束的普遍存在，部分政策顶格执行无法达到最优效用，执行度的持续提升会遭遇效用边界，这导致政策留白客观存在。它通过保持留白协调执行度与执行效用的关系，是公共政策中的有效剩余。本文依托四个典型政策案例，呈现了政策留白具有可规范性的突出特征，通过有效研判、界定与制度建设，政策留白能够发挥积极治理功能，用以确立合理政策执行度、提高执行效用。总体而言，它既作为一种缓冲地带，有效协调着政策之间的冲突、维护着政策规则不被侵蚀，也作为一种减少执行耗散的手段，推动着行政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强国家时代的公共政策迈向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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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胡翼鹏：《“发明”社会学家——社会学史的另类书写与知识生产》，《开放时代》2025年第4期。
摘要：社会学家是社会学史书写的核心线索，“谁”被当作社会学家写入学科史正传，逻辑地决定着“社会学是什么”的学理内涵。既有社会学史书写不仅涉及那些以社会学为职志的专业社会学家，而且还旁及一些与社会学学科没有直接关联，甚至批判否定社会学的 “圈外人”。学科史书写者以社会学学科原理为准则，甄选可以作为学科外援的“圈外人”进入社会学史叙述脉络。当这些 “圈外人”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时，他们就成了被“发明”的社会学家。发明是一种重要的新知识生产方式，发明社会学家则是社会学学科主动汲取外部资源以推进自身知识生产的另类途径。“发明”社会学家既能够从学者阵容、知识构成和学科原理等方面改变社会学的学科样貌，也可能导致学科畛域无序膨胀，导致“社会学是什么”等原理问题更加繁复难解。
24.刘燕舞：《中国农村的“光棍”问题：从捡养女童的社会风险切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5年第4期。
摘要：从农村捡养女童的社会风险切入，可以发现这一问题背后的社会基础是极其严重的农村“光棍”问题。基于在全国11省25村的实地调查数据发现：（1）“光棍”总体数量存量庞大，1980—1991年间出生的“光棍”数量占到近70%，这会对当前及今后我国社会安全构成巨大压力和冲击，且短期内无法有效缓解；（2）“光棍”分布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农村和东北地区农村形势严峻，东部地区农村形势稍好；（3）农村“光棍”问题引发的社会风险突出，其违法犯罪风险、客观上抑制人口生育的风险以及“光棍”群体自身的生存生活风险均需引起重视。对妇女和女童权益保护与农村“光棍”问题治理的应对策略进行讨论分析后，可基于分类治理思路提出系列政策建议。
25.吕德文、任知言：《孙代中心型家庭的形成与实践机制——以陪读家庭为中心的讨论》，《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5期。
摘要：问题的提出近年来，农村地区出现了一种新兴的家庭教育模式，即年轻母亲回到家乡全程陪伴子女学习，取代了以往的隔代陪读。这种亲代陪读不仅反映了农村家庭在教育策略方面的调整，也表现出家庭资源和发展重心逐步向儿童教育倾斜的趋势。根据文献分析，这一变化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家庭研究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维度。中国家庭正经历从传统扩大家庭向小家庭形态的转变，但同时也呈现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并存的独特现象。这一现象催生了以儿童为中心的“下行式家庭主义”，家庭资源和关爱的代际下移趋势日益明显。在农村地区，代际资源单向流动更加突出，父代依靠祖辈的支持，将资源集中用于培育子代，以应对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这种家庭伦理的重构，促进了类似于传统直系家庭但又具有新特点的“新三代家庭”结构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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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桂华、贺雪峰：《走向群众自觉行动的基层治理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摘要：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扎实推进，惠农资源投入为农民实现美好生活创造了良好条件。然而，在以项目为抓手、以技术为手段、以行政为主体的资源下乡方式下，农民虽享有政府供给公共服务但主动性不强，出现政治有效而治理效能不高的基层工作悖论。依托鼓励基层改革的体制优势，一些地区创新资源下乡方式，将群众参与和需求表达贯穿于资源落地环节，弥补项目制短板并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优化资源下乡方式关键是通过规范的制度形式将国家资源变成村庄资源，利用国家投入激活村级制度运转，让群众在振兴乡村的实践中提升主动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寻找将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自觉行动的有效办法，推动基层工作“为了农民”与“依靠农民”有机结合，是新时代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
27.杨华：《中国县域治理的结构转换及其逻辑研究》，《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县域治理模式已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在此过程中，县域治理任务的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部门工作与中心工作并行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基层治理有效，但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一些挑战；县域治理体系中的条块关系从权力分散治理向集中治理转变，党委和政府的统筹能力得到了提升，职能部门与乡镇之间的关系也由原来的对等逐渐转变为支配与依赖；县乡治理的体制机制也经历了从简约治理到“责权利”不匹配，再到治理重心下移的演变；基层工作方式从问题导向转变为任务导向，很多乡镇忙于应对上级的任务，而可能脱离与群众的一线联系；基层工作形态逐渐从治理主导转向创新引领，创新被县乡政府和部门视作展现政绩的手段，在一些地方造成了形式主义、虚假创新等问题。未来县域治理需要进一步改善条块关系，加强县级统筹能力，减少考核事项，防止多中心工作机制变成责任转嫁工具，还要推动基层治理回归到简约高效，提高治理效能和群众满意度。
28. 龚为纲、黄思源：《整体事实还是有偏样本 —— 基于大语言模型生成数据的测量》，《学术月刊》2025年第6期。
摘要：大语言模型（LLM）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其生成数据是否能反映真实社会图景仍存争议。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为基准，构建多模型对比实验框架，系统评估不同LLM生成“硅基样本”的拟合度与偏差特征，可发现，主流模型可较好复现宏观变量间的统计关系，但存在表征偏差，易强化主流话语、忽略边缘声音。通过引入思维链（Chain-of-Thought）分析，发现模型在生成评分理由时呈现出标准化的因果推理结构，反映其潜在的社会观念建构路径。此外，提示策略与微调机制可能无形中影响模型对公共议题的认知方式。LLM在社会测量中既存在潜能也有局限，建议未来应提升数据多样性、模型可解释性，并推动社会科学领域的专用大模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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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刘善彤：《“云班”能够振兴县中吗？——基于全国七省多县中的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025年第6期。
摘要：近年来，兴办“云班”以振兴县中、为县中学子谋出路的做法，已在全国形成热潮。基于对全国七省多县中的调研发现，“云班热”的核心原因是超级中学、县中与地方政府三方利益的交织与驱动。“云班热”并未成为广大县中学子的福音，反而暴露出诸多风险与意外后果。比如，云班作为稀缺资源，仅面向少数尖子生，缺乏普惠性；县中学子“在云端”学习出现严重两极分化；高昂费用加重了县中学子的家庭负担等。县中学子始终应是县域教育的核心，引进云班须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县中学子的主体地位，警惕“技术迷思”对教育本质的遮蔽，回归教育的普惠性与民生性，探索真正以广大县中学子为主体的县中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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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桂华：《基层减负的意义、目标与方法》，《人民论坛》2025年第7期。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并持续推动基层减负工作。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保障，而且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央在解决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上，除要求加强思想教育、纪律学习和制度建设之外，还选择基层减负作为突破口。为基层减负表面上看是在解决基层问题，实际是通过为基层减负来破解系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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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王德福：《生活转型与中国式社区的未来》，《住宅与房地产》2025年第7期。
摘要：中国城市化正在经历从高速度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住宅小区为基本单元的城市基层社会，也正在从社会成型向社会成熟迈进。在这个过程中，陌生的邻居怎么逐步熟悉起来、凝聚起来，形成有效的合作，管理好身边的生活小事，让小区更美好，让社区治理更有效，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时代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中国式社区应该如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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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王德福：《“12345”与阳光议事会》，《住宅与房地产》2025年第10期。
摘要：参与是社区治理的关键问题。通常来说，参与是指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正向参与。实际上，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不仅需要社会参与，也离不开政府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中最主要的是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类事务，业主参与和物业负责当然是基础，但他们的法定权限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事情的解决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介入。理想状态下，社会与政府的双向参与应该发挥1+1>2的效果，遗憾的是，事实往往与理想有相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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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伍麟：《培育理性平和社会心态的现实路径》，《人民论坛》2025年第12期（6月下）
摘要：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从“国家关怀、社会关爱、个人关注”三个层面，提出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的路径。通过优化社会治理方式，实现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充分合作。了解掌握社情民意，源头预防、“抓早抓小”，准确研判网络舆论发展趋向。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在基层社区提供“主动给予、重点倾斜、兼顾普惠”的心理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文链接： https://www.rmlt.com.cn/2025/0701/734104.shtml
34.王德福：《“民呼我应”的辩证法》，《住宅与房地产》2025年第13期。
摘要：“高效办”与“拖着办”先讲两个最近调研听到的故事。三生社区(化名，下同)是武汉中心城区为数不多的城中村，因为毗邻大型综合市场，流动人口多，社会车辆多，电动车停车难、充电难问题非常突出。居民一直希望能够建设停车棚，社区与上级政府和周边单位反复沟通协商，决定以引入第三方的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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