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7日下午3点半，来自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周大鸣教授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实验室为我系师生举办了主题为《从农民工到新移民——从个人研究谈起》的讲座。社会学系系主任林曾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搭起现代化脚手架者——农民工
“‘农民工’这个词只有中国有，英语是不能翻译的，要写也是要写成拼音。”周大鸣教授首先为大家介绍了“农民工”一词的定义、起源、群体发展、研究回顾以及自己对其的一些探讨。“中国目前的农民工总数大概有两到三亿人。”周大鸣教授进一步解释道，“用社会学抽样的方法，这些总量是难以把握的。所以这些数据是由各个部门调研估计而得出。”
讲座中，周大鸣教授为大家提供了许多新鲜视角。他说“云南的少数民族怎么是最多的呢，广州有55个少数民族！”他还提到，我们视为极重的劳动权益有时可能会给农民工带来更多的困扰而并非利益，甚至有调查表明，社会责任做得好的企业在招工时反而更容易出现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政治经济问题，它同时也是由文化传统所导致的。此外，我们在研究农民工问题时，缺乏“主位研究”，农民工他们自身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研究主体换位是否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信息，这些都是问题。
“农民工”也引出了一些其它的相关概念，如“散工”、“新生代农民工”等。周教授也对此一一做了介绍。对于农民工，周大鸣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社会重视的群体，他说：“广东现代化的脚手架是由农民工搭建的。”
小研究展现大社会——个人研究
周大鸣教授在讲座中还展示了部分他个人及其团队关于农民工的一些调查研究，以便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讲座内容。
近年来，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话题极为火热，对于新、老农民工的概念划分，周大鸣教授借用“经理辞退清洁员，让工人自己打扫洗手间”这个例子中新、老农民工的反应行为来概括。他认为，老一代农民工求生存，他们遇到此类事情的反应是服从，或者“回流”。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求发展，他们更多的反应行为是“转工”。二者的差别在于对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
周大鸣教授还提到，以湖南攸县作为输出地的农民工现象值得探究，研究发现深圳百分之七十的出租车司机均来自攸县。还有些研究关注到了鲜为人知的事实，如广州某垃圾填埋场附近聚集着100多名拾荒者，这些拾荒者却也有其独特的社会圈子。
另一种表述——城市新移民
在讲述了大量与农民工这一主题相关的研究后，周教授又向大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城市新移民。他希望在未来城市化的过程当中，通过这种“城市新移民”的表述，农民工可以成为城市居民，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同时让农民工的流动变为迁移，改变“流而不迁”的现象。
周大鸣教授最后指出，这些设想是需要进行诸如户籍改革、社保、住房、医疗、福利等多方面政策统一协调才能逐步实现的，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也应当公平地看待农民工群体。
在互动环节中，周大鸣教授还与师生共同探讨了学者、政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城市文化传承等问题。
主讲人介绍：
周大鸣：湖南湘潭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党委书记，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美国Chinese Sociology Anthropology杂志主编。
